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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王

——第三只眼睛看“88年中日尼双跨珠峰”

作者:赵牧

编者按:

  1988年中日尼3国登山者完成了历史性的珠峰南北双跨攀登活动。那次活动中,除了有14名3国登山者登顶珠峰之外,也是人类第一次从珠峰顶上进行电视直播。从很多意义上,那是一次壮举。
  在官方的宣传之外,也有人,用亲身经历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侧面。
  15年过去了,当历史已经沉淀为某种约定俗成的共识,这个故事反映出的许多问题,依然具有其现实意义。
  《山王》系列文章,由当时的活动亲历者赵牧先生于1989年写成,一直未曾在任何媒体公开发表。在征得原作者同意之后,我们将于“游山玩水”论坛原文连载该文,供山友们阅读。
  版权声明:《山王》系列文章的著作权依法属于原作者赵牧。发表于本论坛的《山王》系列文章,在未经许可的前提下,不供传统媒体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载或引用,如需联系,请发邮件到:11wolf@163.com。网络媒体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尊重原文的完整性、并于事后将转载情况通知编者:11wolf@163.com。《山王》系列文章不供商业用途。


  珠穆朗玛有“万山之王”的威名,能登绝顶者,可谓山王之王。然而决定谁可以获得挑战权的人又是什么呢?
                                       ──题记

一、引子──“天庭”与梦想

  1988年5月1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离预定跨越世界最高峰的突击日仅剩下四天了。随队采访的中国记者合作撰写的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已经“定型”,除了那个末知的“光明的尾巴”──跨越成功的消息外,其余已全部通过大本营的无线电台发往各自在北京的新闻机构。
  “‘翻山越岭’,自有人类以来,便被不断然地实践着。然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1988年5月5日,才达到它光辉的顶点……”
  这是通讯的开篇语。
  一个投身或目睹重大历史事件的人,总会感染到某种激情的。并且还会意识到其中有一种强力在推动着自己,要你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令自己信服的动机甚至是光荣的理由。
  人类发现珠峰已有二百年了,从第一次试图征服它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其间长眠于此的人,仅有案可查的就有百余人。然而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登山家还变着法子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路线、季节征服之,还在为它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里展示的人类的心灵是何等奇妙而难解啊!萨特说:“人们投入一个短暂的计划,而照耀他的却是遥远的希望,为了追求永恒而使自己成为历史……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知道历史有无意义,而是当我们身在其中时,试图给它一种我们认为的最好的意义。”
  事情是象萨特说的那样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跨越世界最高峰,在世界地理上是对自然的一次重大挑战。
  1960年,中国人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在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接见他们时曾问道:“珠穆朗玛,你们能否从北坡上、南坡下?”
  这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提问,虽说就人类的本质精神而言,从发现珠峰的第一天起,人们就随时可能萌发这一念头:“翻过去,看看山的那一边……”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欧洲的勃朗峰,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但自从一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登山家都不约而同地遵守着同一个戒律──从哪上山,就从哪下山。在高山探险运动中,登山者在登顶途中要依次建立一些储备物资的高山营地,它既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遇险撤退时的有力保证。
  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在珠峰的行动似乎就是基于这种历史感、基于这种想象力的结果。三百多人庞大队伍兵分两路,从珠峰南北两侧同时跨越世界最高峰,整个行动计划耗资达数百万之巨。为了向全世界转播这一壮举,日本电视网还动用了高达数千万的电视转播设备,在海拔5154米的高山大本营建立了卫星地面站,这一切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双跨珠峰是人类在地理上向自然发起的一次伟大挑战。

二、决战前夜

  4月中,三国队员在北坡海拔8300米建成六号营地返回大本营,为突击顶峰进行最后一次休整。
  22日,北侧中国队队长曾ShuSheng带着一股雪花钻进中国记者的帐篷,他开门见山地向记者通报一条机密:第一次和第二次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已经确定意,并征求记者的意见。
  曾ShuSheng,外号“老工人”,不知其来历。这个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中年汉子在“山民”──登山者中间独具一格,进山前他还留着一头指挥家般的长发,但进山到大本营的第三天便顶着一个光头出现了。不过在不羁外表和外号之中,其实不乏细腻、心机。
  确定突击队员的人选技术性很强而又十分微妙。此时中方人选不仅对日尼两队保密,对中方队员也是保密的。因而这就不是一般的信息通报了。他希望能得到记者对他的计划的支持。
  当天下午这一计划已经通过无线电台传回数千里之外的北京总指挥部,坐镇北京遥控的中方总队长史ZhanChun发回几点意见:“1、同意安排汉族队员李ZhiXin进入第一突击队,因为第一次突击是高潮,该咬牙的要咬牙,该付出代价的就必须付出代价!2、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第一次突击往往不成功,是否考虑把北坡最强的次仁DuoJi放在第二次突击队?”
  按常理日尼两队在第一次突击中都会排出最强阵容,曾ShuSheng据此力陈维持原计划,他的意见最后为史ZhanChun拍板通过。
  中国记者对登山运动知之甚少并无高见可言,但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那决战前夕浓重的宿命氛围。“尽人事,待天命”,就像这句老话那样,人生的机遇无常,切盼已久的时刻和巨大的担忧总是同时袭来。
  “如果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突击可能就会撒鸭子──不干了。因此必须把李ZhiXin放在第一突击队,这么大的登山活动没有一个汉族人登顶是无法交待的。”曾ShuSheng交底了。
  记者们都默默无言。这里没有潜台词,此次登山过程中,中国队汉族队员中只有李ZhiXin表现出有可能登顶的竞技状态,但他的脚趾已冻伤,在最后关头能否咬牙挺住,谁也不敢断言。记者虽然相信,此时李ZhiXin本人一定会豁出去的,即便横躯山路,换上别人大概也会如此。
  只是事关生死……
  “现代登山史上的最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队的名单?谁不想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哪怕是用血,用生命……”
  我们在通讯中如是写道。在探险史上为了荣誉用生命作赌注不新奇,但是此时记者已知道1988年珠峰历史的全部意义绝不仅限于此。
  4月23日下午,北坡的全体中国队员开会,等待宣布突击队名单。期待与失望的担忧混杂之情弥漫于队员的帐篷之中。
  “在宣布突击队的名单之前先把队员体检的结果通报一遍。”曾ShuSheng以此作为开场白,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第一突击队,跨越──次仁DuoJi;”
  次仁DuoJi闻声而起,他笑了,举起拳头,同伴们也抱以掌声,在北坡中国队中,这位藏族队员是最强的。
  “支援队员──李ZhiXin。”
  一片沉默!
  “第二突击队,跨越──达Qiong,支援──罗Ze。”
  话音才落,一米八的壮汉小加Cuo掉泪了,“为什么不让我上?为什么?!”1958年,小加Cuo的父亲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的侦察活动,进山之前他父亲嘱咐他要争取登顶。
  在登山活动中,能参加突击的常常总是少数人,可为什么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就是命运和机遇!
  这样的机会于我只有一次,希望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撤营,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Mi红着眼睛发话了。
  决定不能更改,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了。
  “我走之前,父亲刚刚病逝不久,母亲对我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啊’!”会后大齐Mi向记者诉说着他的伤心事,眼圈又红了。“临行前,我给母亲买了一支半导体收音机,想让她听听我的好消息,可是不能参加登顶,母亲到时问我:齐Mi,登顶时你在哪里?这让我怎么说呢?再说能不能参加突击,关系到能否转为正式队员,今后的待遇也不一样……”
  没人能安慰他们,只有默默的听众。再说“任何安慰本身都有着软弱的宗教味道”。
  兴高采烈的次仁DuoJi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沉默的帐篷。闷了半晌,他对一位记者说:“我也很难过,齐Mi他们为这次登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登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认为奖励不应该拉得太大,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他们。”
  1988年双跨珠峰,国家体委批文规定:凡登顶者均享受奥运会冠军奖励的待遇,奖金一万元人民币。但是对非登顶者却无明文规定。
  如果然仅仅是一万元奖金的问题,那么这个跨越也就庸俗得可笑了,事情自然不是如此简单。
  “听说还有第三次突击,到时会尽可能安有登顶实力的人。”一位记者这样宽慰说。
  “骗人!以前几次登山都说任务完成后就转正,可是一结束,一星期后什么都没有了。”
  “带雇佣兵打仗真难啊!”曾ShuSheng从北京出发前曾这样说。“在登山队里的藏族队员很多人是健将级或一级运动员,但多年来他们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参加登山的。这个问题多年未能解决,队员情绪极大。”
  在中国体育界,这是独一无二的。最初大多数记者开不明白其中的奥妙,但是在遮没半壁南天的珠峰脚下,记者们才明白“请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这名话的份量,他们是这段历史的证人,在未来“勾玄提要”的教科书中,这些细节都会被淹没,只剩下那个伟大梦想的故事的梗概。
  珠穆朗玛,藏语的意思是“第三女神”;尼泊尔人称之为“萨迦玛塔”,意为“高达天庭的山峰”。这是两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这个行动本来也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诗意的行动,然而当我们身临其境并力图赋予这一行动以“最好的历史意义”时,我们也渐渐发现那带有玄学意味的猜想与斑斓的人生之间,在“天庭”的梦想与现实的人生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人们所说的历史往往是被诗化了的历史。大多数人动因与这个梦想无关。
  突击之日临近,中日两国的记者都加紧了采访活动,日本记者甚至还来采访中国记者对登山运动的感受和理解。
  “你们中国队员来登山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吧?”
  遇到这种提问心里是不会滋味,但这似乎又是事实。有的日本记者还断言:“我想是这样的。”
  “第三女神”在与国家对抗中还有诗义吗?如此一来“人”又在哪里?幸好,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三、靠山吃山

  1988年3月初,我随三国登山队刚到珠峰北坡门户的定日县,在县油库加油时,一位藏族女工问道:“三国之中哪个队最强?”
  “大概是尼泊尔队吧,听说他们当中已有多人登上过珠峰。”
  谁知这位藏族女工一撇嘴甩过一句:“尼泊尔队员就是藏族队员!”
  “尼泊尔队员怎么就是藏族队员呢?”我哑然失笑了。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的迟钝了。
  原来,尼队中绝大多数是夏尔巴人,历史上夏尔巴人曾生活在藏东的金沙江的东岸,是藏族中的一支。后因战乱他们迁移到定日县一带居住,最终又越过中尼边境的聂拉木山口,沿着喜玛拉雅南麓的山地过上了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语言迄今与藏族没有多大差异,那位藏族女工所说盖缘于此。
  在神女峰脚下,我第一次目瞪口呆地看到夏尔巴人用绒布冰川的冰水擦身,从而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强壮的夏尔巴人,在那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在现代喜玛拉雅探险的历史热潮中,他们付出的无与伦比的牺牲,还有第一个站在地球之巅的也是夏尔巴人──丹增诺盖。
  这个只有十数万人的小民族象一卷图画,在“天庭”之下展示在我们的眼前。昂·拉克巴,这幅图画中一个令人难忘的小伙子。一天,他红着脸,在同胞的簇拥和起哄中被请进中国记者的帐篷。接受记者集体采访,在他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难怪他那么紧张又那么兴奋。
  拉克巴毕竟是个性格极其外向的人,扭捏了一阵,便又“故态复萌”了。
  “我真想参加你们中国队。”
  “为什么?”
  “你们的队员登顶有奖金呀!”拉克巴大笑起来。
  在珠峰北坡拉克巴的笑声是出了名的,它极富感染力、尽情近乎放纵。这个具有罕见登山天赋的小伙子今年才27岁,但他已有15座7000米以上雪山的登顶记录,只是和绝大多数夏尔巴人一样,他从来不是以一个登山家的身份而是以高山搬运工的身份出现在雪山之上的。这次三国双跨珠峰,他第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为自己登山”,一个奇妙的颠倒是,这次登山他们除了免费得到一套登山装备外,他们一文钱也得不到。不可思议的是尼泊尔官方既然把这些没有公职的人组成一支登山队,却不出一分钱。因为有这个差别,拉克巴才有如此一说。
  那天说不上是谁在采访谁,个性张扬的拉克巴不时地向中国记者发问,诸如中国人的婚姻、风俗、工资、奖金等等,还不时地蹦发出炒爆豆似的笑声。采访这样的人真是件难得的快事,不过真正使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他的身世──夏尔巴人命运的缩影。
  “我曾陪同梅斯纳尔登过洛子峰(世界第四峰)和马卡鲁峰(世界第六峰)。”
  梅斯纳尔意大利人,世界著名登山家。他以第一个征服地球上所有八千米以上高峰而获得了“登山皇帝”的称号。本以为拉克巴会说与梅斯纳尔同登雪山真是三生有幸一类的话,谁知大谬不然。
  梅斯纳尔有一年到尼泊尔境内登山,他原先雇佣的夏尔巴人患病,拉克巴是作为补缺被一家高山旅游服务公司推荐给梅斯纳尔的。最初梅斯纳尔对这个矮小的青年很不满意,但当他一日之内从6000至8000米间进行两次往返行军后,梅斯纳尔大为震惊不已。“从此他每次到尼泊尔登山,总是指名要我陪同。”
  记者问:“听说梅斯纳尔每登完一座山都要写本书,他是否提提到过与你一起登山的经历?”
  “不,他连一本书也不会寄给我们的,在山上我们身体好时他从不给我们拍照,一旦我们生病他又拍个不停,他想借此显示比我们强,其时我比他强!”拉克巴狂笑起来。这时所有的中国记者也都笑了。但这笑声中透着一股悲凉,这就是多少代夏尔巴人的命运?为了赚钱谋生,很多夏尔巴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了争取更多的陪同外国登山者登山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卖力地表现自己的登山天赋,但光荣却不属于他们,而只属于出钱雇佣他们的人。
  “既然你在登山天赋上并不逊于梅斯纳尔,那么你是否想过要超过他呢?”
  “这太难了,他有人给他出钱,而我没有,再说我父母已故家里还有姐弟要我照顾,我虽然喜欢登山,可老登山难免出事,万一出事,我的姐弟怎么办?我想再干几年挣点钱就去经商。”
  这次拉克巴没有笑。
  不可计数的夏尔巴登山天才就是这样自生自灭的。
  “登山,对他们而言就象在家中的后院散步一样轻松。”日本攀登队长,著名登山家重广恒夫带着诗义般的口吻称赞夏尔巴人,但他并没忘记在另一个恰当的时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补充一句:“有很多人可以为了兴趣自费、至甚辞职来登山,这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之一,当一个人亲身经历了由于高原缺氧、严寒,面对或目击过令人胆颤心惊冰雪崩、头晕目眩的无底深渊,就会意识到诗义般的想象确实只属于少数幸运的人。所以每一个记者都在唠唠叨叨地追问采访对象:“你为什么来登山?”
  拉克巴并非不懂站在八千米雪山绝顶的荣耀,只是当他象骆驼祥子那样昂着头、跺着脚炫耀着自己的“二头肌”时,就不难明白他们何以与光荣无缘。
  高山之国尼泊尔,它的外汇收入最大来源就是高山旅游业,因此它的旅游部是仅次于外交部的第二大部,这种纳入国民经济轨道的真正的“靠山吃山”的国情,决定了大多数夏尔巴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他们有更容易的谋生手段,登山应该只是他们当中少数人的业余爱好,而不是生活本身。
  拉克巴说他想家了,“翻过这座山就是。”
  中国记者怀着一种莫名的情绪向他表示祝福。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为自己登山,登山一结束,他们又要去当高山搬运工,虽说工作一天有三十美元的可观收入,但它的代价却是承担死亡的风险。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些写进那篇通讯中,可又想不出让自己信服的理由。

四、文明的渴望

  在靠山吃山之外还有另一类人。
  还在4月初,北坡三国队员进入打通8300米道路的行动。9日,拉克巴和日本登山家山田升、藏族队员大齐Mi三人同组执行这一任务,那天拉克巴又习惯性地炫耀他的本领了。三人所带的安全绳索架设完毕,已近黄昏时分,这时离目的地还很远。拉克巴说:“你们还上吗?如果不上,我就一个人上。”说完他便独自而去。
  “你能上,我为什么不能?”事后大齐Mi说他当即尾随拉克,展开了一场较量——“我就不信我不如别人!”
  这一较量远非一般意义的竞争。拉克巴的登山速度惊人,这在珠峰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性也引起藏族队员的反感,那天大齐Mi死死的盯往了拉克巴,先后只差几步到达终点。拉克巴大为吃惊:“齐Mi厉害!”回到大本营,他当着记者的面向大齐Mi伸出大拇指,大齐Mi却面无表情。拉克巴并不知道,大齐Mi在那次较量中付出的代价,当天晚上他呕吐多时、水米未进。山田升没有参加这种竞争,他保持平常速度,途中遇到折回的拉克巴和大齐Mi。拉克巴对他说:“天晚了,不要上了吧。”山田升说:“我是组长,必须亲自勘察一下新营地的情况。”
  4月15日,北坡又出了一个轰动新闻,次仁DuoJi小组三人顶风冒雪,只用了六个半小时,便完成了7028米到8300米之间、计划要两天的运输任务。
  北侧三国首席攀登队长重广恒夫怀疑这是为显示实力特意安排的。他猜错了,因为在大本营的中方人员也在猜测次仁DuoJi的用意。 回到大本营,次仁DuoJi自己揭了谜底:“我估计第二天天气会变得更坏,这样罗Ze和加La可能就没有机会上到8000米高度了。”
  当时有一个说法,西藏登山队规定:凡是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的队员这次可以转为正式队员,罗Ze和加La从未到达过这样的高度,次仁DuoJi的用心即在于此。
  又回到这个“古老”的话题上来了。在中国登山界,藏族队员历来是中坚力量,奇怪的是这些队员大多数只是领工资的农民,有登山任务时,他们被招之而来;登山结束又被挥之而去了。
  这个问题后来有如一支无休无止的“卡农曲”一直缠绕在采访活动中。
  4月7日,大齐Mi和小加Cuo正要上山运输时,听到拉萨电台传来消息说:西藏一个慰问团将到达大本营,届时将宣布藏族队员转正一事,大齐Mi指着脸上的冻伤眉飞色舞地说:“这样也值了。”
  他们为何要从事风险如此之大的职业?对记者来说这是个很大谜。2月下旬,队员还在拉萨集训时,南坡主力队员大次Ren曾对记者说:“本来我并不打算来,以前登山总说给予转正,可每次都说了不,我已经不相信了。这次又说能转,我女儿也能转,我知道这次登山任务很伟大、很光荣,我就来了,1986年登卓奥友(世界第六高峰),我是第一个开路上去的。这次我也一定能完成任务。”
  已经35岁的大次Ren发誓要跨越珠峰,这位汉子有众多的子女,负担很重,他来登山由于家中没有成年的男丁,只好雇人耕田,但的工资收入还不足付给雇工的工钱。他很希望女儿拉Ji也能成为正式队员,拉Ji本人也有过7000米以上的登纪录。
4月9日,藏族队员开Zun刚从8千米运输返回,到了6500米的前进营地他便找我咨询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说登山是不是很差的工作?”
  这意料不到的问题使我大吃一惊。
  “我想是的。”
  他的自言自语使我又吃一惊。
  “为什么?”我反问道。
  “你说当工人有文化吗?”开Zun只管自言自语,几乎无法跟上他那跳跃的思维。绕了半天圈子才明白,他要问的是:“当工人能学到文化吗?”
  “这很难说。”
  也许是他理解错了,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开Zun接着又说:“那我还是去登山吧,登山结束后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
  那天开Zun的嗓子累得完全嘶哑了,望着他那疲倦而又真诚的面容,想起他和他的队友曾在危险的地段总会默默地把记者夹在队伍当中的情景,想到他们那微小的期望,记者落泪了。
  这次心情沉重的对话之后,老队员嘎Ya曾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这些藏族队员大多数都是从当高山协作人员开始登山生涯的。他们在七八千米高的山上替别人运送物资每天只有几元钱收入,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家乡的生活要比登山强得多,可是因为登山,他们走南闯北,从此见了世面,有的因此还出过国,这样他们就不满足过去那种闭塞的农村生活了。登山是很危险,可是想见世面,大概也没有比登山更现实的道路了。”
  嘎Ya的话间接证实了记者们的猜想,在这条艰险的山路上,他们冒着生命的风险,为的是走向现代的文明。不知道是否有人描述过他们的境遇和心情。在前进营地,嘎Ya还提到过一名先期到达拉萨宾馆的记者,“这位记者整天除了睡觉就是吃饭,我真不明白,一个记者怎么能这样?他为什么不采访队员呢?”那一刻我被强烈地震憾了。初次进藏之初,因缺氧头痛欲裂,我也在床上趴了近一个星期,在6500米的高度我已完全能想象到一个登山者在八千米以上时的身心体验。嘎Ya如此明确地表白他们是渴望被理解,也渴望得到某种支持。
  我们能给他们何种支持呢?也许最好的期待就是次仁DuoJi说的:“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他们!”
  人生也许本来就是这样,有的人努力加上机遇便会成为英雄,有的人终生不遇,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和夏尔巴人一样,中国队员也是不可能把登山当作饭后散步的,他们的天赋、理想和愿望,只有附缀于国家任务的名义下,才可能被体现和实现。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国的登山运动有着明显的超前色彩,经济实力的不足,反而使登山活动总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的功力色彩,对自然的征服只是对一种政治象征意义的追求,时至今日,中国人进了一步,不再鼓噪登山的伟大政治意义了,但是人们却发现那曾经是“伟大意义”的肩负者的动机和理想是如此“渺小”,没有想到这条险峻的山路竟然还是一些人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座桥梁。
  许多谜就这样解开了,中国是山的大国,为何没有出过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登山家?为何许多具有天赋的登山者总是在成功之后便再也不见其重上雪山?为什么中国的登山总是兵团式的,而看不到独立的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的行动……?在前进营地,嘎Ya曾隐隐约约吐露过他也有的愿望──参加突击队。1975年,当时还很年轻的嘎Ya参加了中国在珠峰进行的一次多达500余人的特大规模的行动,那次有十人登上顶峰,嘎Ya不在其中。如果他当年登顶的话,那么今天他还会出现在这里吗?还有在南坡的中国攀登队长──仁青PingCuo,1975年作为“人梯”式的铺路队员,他冻掉了六根指头,为此他得到了一个奇怪称号:“小愚公”。如今他已四十出头了,但在南侧的活动中,在南北三国六名攀登队长中,一直走在开路前列的,只有他一人。
  4月30日,南侧突击队名单也确定了,仁青PingCuo和大次Ren进入突击队,仁青PingCuo为他人也为自己铺平了登顶之路。
  现代登山史200年来最重大事件的高潮就要到来了。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有人失望,有人伤感。
  “人们投入一个短暂的计划,而照耀他们的却是遥远的希望……”
  对一些人来说,希望已不遥远,而对另一些人却仍很遥远。
  三国突击队陆续登程,4月27日,大本营人员纷纷走出帐篷为突击队员们送行。与队员握别时,许多人禁不信潸然泪下,久久凝视着那淹没队员身影的绒布冰川峡谷。没人真正知道此去关山是福是患。

五、一个永恒的故事

  在写这篇文章时,山田升的死讯传来了,这个酷爱雪山“破产不为家”的人,1989年3月22日在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滑坠。
  山田升25岁才开始登山,1975年,他去巴基斯坦观光,顿时为雄奇的雪山所倾倒了。
  “在美丽而神奇的雪山面前,我内心充满了渴望,我想亲自到上面存看看这奇妙的世界”,在大本营他对记者说,他就是为此选择到一家日本高山旅游服务公司工作,并从28岁起开始尝试攀登八千米以上的雪山。
  “我曾多次遇险,遇到过雪崩,也掉进过冰裂缝……不过我的运气不错。这次是我第三次攀登珠峰了,1983年和1985年我两极次从南坡登顶,后一次是为了拍摄已故登山家植村直己的传记片,在电影中我扮演植村的伙伴。”
  日本著名登山家植村直己于1984年冬季死于攀登麦金利峰的途中。据说,直到今天,冬季征服麦金利的只有一人生还(注,此人是美国人沃纳蒂杰斯Verntejas)。
  在珠峰脚下,山田升说他想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登遍地球上所有八千米以上高山的人。从跨珠峰结束后他加快了速度,不到半年中,他又登上了卓奥友峰和希夏邦马峰,已完成九座八千米以上山峰。不知他何以突然向麦金利而去,他当然应该知道严冬的麦金利……。山田升与植村直己走了一条几乎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不是先行者,但这也许更能说明他对雪山的挚爱之情。
  在双跨行动中,中国记者最初是很轻视日本队员的。认为他们显然没有夏尔巴人和藏族队员那样优秀的天赋,他们的优势不过是有钱而已。
  “因为登山妻子离开了我,她受不了无休止的生与死的惦念。”山田升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来登山自然要争取登顶,不过我以为登山的乐趣不仅仅在登顶的时刻,也存在于为登顶准备的过程之中。就象创造一件艺术品要有构思过程一样,为了准备登山,我要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游历和体验奇异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这些都使我深感快意。”
  面对山田升这样的登山家,我感到惭愧。由于他,我们也明白只有一个3千米的富土山的国度为何会出世界知名的登山家。
  有的人登山是为了谋生;
  有的人登山是为了借助这块跳板进入现代文明;
  有的人则是为了兴趣、为了爱。
  “次仁DuoJi的技术扎实,力量强,如果攀岩技术再细些,他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登山家。”山田升曾多次这样称赞次仁DuoJi,但现实能为这合理的推论提供多少可能?
  三个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风俗、文化、语言……,在“天庭”上下互相审视、交流、认知着,在世界地理上的重大跨越中,很多人也经历了一次心路旅程的跨越,这就是那篇通讯结束语的来由:“人类别完成了一次从地理到心灵的伟大跨越。”
  山田升死了,从珠峰到麦金利,又多了一个相似的人与自然间永恒的故事。他应该死而无憾。有句话说得好,评价一个男人,一看他娶个什么样的妻子,二是看他有怎样的死法。 与山田升同时遇难的还有个叫三枝照雄的小个子,双跨珠峰时,他与另外两名同伴担任了登顶电视摄影工作,成功地到达顶峰,向全世界转播了这次登山的实况。
  重广恒夫也是个幸运的人,这位一脸漂亮虬须的壮汉十分得意地对记者说:“我的女儿叫K2(世界第二峰乔格里的别名);儿子叫珠穆朗玛。”这一女一子是与他先后登上这两座山相应的年份出生的。
  “可惜我登上干城章嘉(世界第三高峰)时没有儿女出世。”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认为,很多人可以为了兴趣辞退工作来登山,这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他断然如是说。
  在日本没有官办的登山组织,只有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民间团体。团体组织的登山活动时,参加者还要交纳为数不等的费用,参加这次登山的日本队员都要交二十万日元。
  这点钱对他们算不上什么,但与“吃山”的情形相比,确有天壤之别。
  在双跨珠峰过程中,重广恒夫给人留下的一个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的“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突顶峰前,没有主力与非主力之分,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高山运输,并完成规定的任务,主力与非主力是在为突击顶峰准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的。”
  北侧的沉重运输任务甚至使次仁DuoJi和达Qiong这些硬汉都有些吃不消了:“我们都成了牦牛、包工队了。”很多人担心会被压垮,丧失登顶的机会。
  “从整体实力讲,日本不如中尼,比起中尼,我们的处境更艰难,前两次行军,我们是咬牙挺过来的。”山田升这样说。
  北侧高山营地物资运输任务在首席攀登队长重广恒夫的指挥下按计划完成。
  双跨珠峰大获成功后,曾ShuSheng说:“北侧突击之所以进行的如此顺利,重广恒夫功不可没,他称得上是一名真正的登山家。”
  从珠峰归来才知道,在珠峰时重广的小腿骨伤尚未痊愈,还固定着一根钢钉。但这时已来不及再采访这段了。
  不过记者还记得他说过:“我这是第四次到珠峰了,但是我每次都把它当作处女峰看待,登山技术年年发展,我也要追求更有效的办法征服它。”

六、人生的瞬间

  巴尔扎克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此时所有的原因都在起着作用,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耀的精力达到平衡的境界,焕发出灿烂的光芒。”
  1988年5月5日,对所有参加突击的三国队员来说,情形就是如此。
  这一天,中日尼三国十二人登上珠峰,其中三人由北向南,三人由南向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双向大跨越;
  这一天,三国南北两侧六名队员在世界最高峰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会师;
  这一天,人类第一次实施了在八千米以上雪山绝顶的登山实况转播;
  这一天,三国队员还创造了一日之内在世界最高峰登顶人数最多的纪录。
  5月5日凌晨,北京时间四时许,在大本营的日方人员用步话机唤醒了已于前一天进入8680米突击营地的突击队员。这时珠峰地区一片漆黑,因为它与北京的时差长达四小时。
  整装已毕,次仁DuoJi出去试了几次,结果被狂风劈头盖脸地打回帐篷。他们一直等到8时50分才陆续登程,比与原定时间晚了二小时。在此之前的20分钟,南侧突击队员的行动却比计划提前了一小时。
  11时30分,日本电视队开始通过设立在北侧大本营的卫星地面站,向印度洋上空的通讯卫星发送登山实况转播的信号。此时次仁DuoJi、山田升、昂·拉克巴早已越过了素有天险之称的“第二台阶”,他们三人走得太快了,高山摄影队员三枝照雄、中村进、中村省尔戴在头上的头盔摄像机已经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2时25分,次仁DuoJi报告,他马上就要登顶了。北侧大本营无线电台里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上次报告的位置估计还有一小时路程。12时40分,日本观测队员突然报告:“次仁DuoJi登顶了。”在中方营养地人员的欢呼声中,步话机里传来了次仁DuoJi的声音: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西藏登山队,代表三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世界最高的地方是我们三个人。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我能首先登顶是因为队友们的帮助。”
  大本营电台里的人们忘情欢呼,都忘了记录登顶时间。但是日本记者却把这一重大事件的所有关键时刻一一记录下来:
  12时40分,次仁DuoJi登顶;
  12时43分,昂·拉克巴登顶;
  12时50分,山田升登顶……
  狂欢过去,大本营中方记者忽然想起时间要素,与日本队核准时间后,无线电台立即转告北京总指挥部。可是中央电视台转播解说时,已把次仁DuoJi登顶时间错报成12时44分。 不可思议的事从此接踵而至。
  “我决定,次仁DuoJi登顶时间统一按12时44分为准报道!”
  远在北京业余无线电台遥控的史ZhanChun发话了。
  “登顶时间怎么可以乱改!”大本营电台里当即有人予以驳斥。但紧张的通讯联络,已无法插入其它内容。
  “次仁DuoJi,请拍国旗……”曾ShuSheng向他喊话。一一交待登顶后要完成的事项,包括为健力宝空罐、苏州登月表拍广告照。苏州手表厂是在登山期间不失时机插进来的广告的客户,其后在北京举行的庆功会上,这家慷慨的手表厂还为四名中国登顶英雄赠送金表。可是节外生枝,在庆功会上,四只金表有三只先送给了到会的中国政府官员,据说厂方还要补制三只,迄今不知是否补赠了。
  这些与那个伟大梦想似乎很不谐调的,所以一概被摒于通讯之外,包括次仁DuoJi带到顶峰与国旗一起飘扬的五色经幡(藏传佛教的一种信仰表达物),也只字未提。
  次仁DuoJi的氧气已经没有了,他的手套在第二台阶修路时已经弄湿了。他既没带备用手套,也没有带睡袋。
  这时史ZhanChun下达命令了:“告诉次仁DuoJi他们,在顶峰等待南侧队员会师,如果一小时后南侧还上不来,就不等了。我重申:前线指挥员只有下达前进命令的权力,而没有命令后退的权力。”
  该介绍这个人物了。
  史ZhanChun,男,62岁,时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兼中国登山队队长,行政级别副司级。在当今所有国家运动队中,他是年龄最大的队长。作为本次登山的三国三名总队长之一,他参加过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的活动,当时他以队长兼突击队员的身份,参加了突击顶峰的行动,但是失败了。这个登山不多资格却很老的人物,在文革前便因“非政治问题”而被遣下放。但是1975年,中国队再次攀登珠峰,他时来运转,以“人才难得”又被召回登山队,从此又一跃为登山界的大拿人物。
  5月4日,登山前期两个月中,几乎没露过脸的史ZhanChun却俨然以总指挥的面目出现了。“我宣布,前线指挥员只能下达前进的命令,不能下达后退的命令!”在珠峰南北两侧的两名队长曾ShuSheng、王ZhenHua各自上机接受他千里之外的耳提面命。他的第二条训令是5月5日他将亲自上机,在北京进行遥控指挥。
  1时56分,南侧报告,大次Ren、仁青PingCuo还有尼泊尔的安格·普巴即将登顶,会师在即。次仁DuoJi三人在顶峰向南了望,南侧白茫茫一片根本不见人影。其时,由于角度的关系,南侧大本营既观测不到他们,不知何故联络也处于中断状态。5月3日的一场大雪,已使大次Ren他们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后,他们便一直处于没膝、有时甚至是齐腰的深雪苦苦挣扎。
  等待时间已超过一小时,南侧情况依旧不明,次仁DuoJi开始频频报告寒冷难当,并说会师可能不大。
  “登山是要付出代价的!请转告次仁DuoJi,再坚持半小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史ZhanChun的声音中透露着一股豪气。
  13时59分,次仁DuoJi报告:“没有其它困难,只是手脚冷极了。”曾ShuSheng立即请他检查手的颜色,他报告说:“已经发黑了。”
  这是冻伤征兆,空气骤然紧张,“请你直接向总队长报告!”曾ShuSheng说完把步话机对准电台的话筒。因为只有他才有权下达撤退的命令。
  北京,沉默。
  熬过漫长的十几分钟后,史ZhanChun终于下令允许他们实施跨越,大本营的人长舒一气,在顶峰苦等了92分钟的次仁DuoJi等三人终于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六分钟后,李ZhiXin在支援组中率先登顶,时间为14时20分。李ZhiXin不辱使命,解决了中国队最为担心的问题。
  14时23分,李ZhiXin报告,在顶峰上已创纪录停留达103分钟的次仁DuoJi三人已经向南跨越。
  等待会师的任务落在李ZhiXin的身上。14时57分,下山途中的次仁DuoJi三人遇到了大次Ren他们,确切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大次Ren他们遇到了严重的深雪障碍,安格·普巴的氧气已经耗尽,行动尤为缓慢。李ZhiXin在顶峰苦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支撑不信了。
  15时36分,北侧的尼泊尔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李ZhiXin请求下撤得到批准。
  史ZhanChun又下达命令:要索那接替会师任务。
  索那曾因走错路线,一度搅得大本营惊慌不已。这时他也疲惫不堪,他向本队队长帕坦巴请求下撤,曾三次登上珠峰的帕坦巴立即同意了这一请求。对史ZhanChun的命令未予理睬。
  15时53分,历尽千辛万苦的大次Ren终于登上顶峰,因咽炎发作他的嗓子已完全嘶哑了,按照事先的约定,他用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指挥部报告了他成功的消息,蒙在鼓里的北侧队却仍在为他们的命运受着煎熬。大次Ren登顶后又原路返回,去接应仁青PingCuo了。这之后三名日本登顶摄影队员也到达顶峰……
  16时05分,北侧最后一名队员山本宗彦“爬”上顶峰。三国六名队员终于在顶峰会师。至此,双跨珠峰的全部目标都已实现。
  在会师过程中,曾出现过发人深省的一幕:
  精疲力竭的山本宗彦在手脚并用往上爬行时,先期登顶的电视摄影队员冷静地拍下了这一幕,却没人下去给予援手。
  北侧卫星地面站的日本工作人员大呼小叫,忘情挥泪;中方有人却表示不解:“袖手旁观,怎么如此冷酷?”
  但也有人这样说:这时你去帮他,他会恨你一辈子的!
  大功告成,人们神经松驰下来。日本《读卖新闻》的“珠穆朗玛支局”头目冈岛成行来与中国记者攀谈,他话里有话地:“我猜次仁DuoJi第一个登顶,果然。”他大概还不知道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次仁DuoJi的登顶时间已被史ZhanChun“决定”为12时44分。
  5月5日,三国队员十二人在这历史的一瞬间名垂史册,达到他们人生的一个光辉顶点。但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这一顶点,因此故事无法完结。

七、“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悲剧的色彩,总因为强烈的喜剧反衬而更加强烈。
  5月6日,三国第二突击队队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一场人为的悲剧突然降临了。
  16时09分,史ZhanChun突然宣布:取消第二、三次突击计划。并声称他是受到了日、尼两国总队长的全权委托做出这一决定的。
  这一决定遭到日本队的强烈反对。日本北侧队长说:“我们很理解总队长的用心,如果中方决定不登,那么日队就和尼泊尔队按原来三国协议,继续进行第二、三次突击。”
  北侧尼泊尔队无所谓,南侧队仍坚持要登,因为这次尼泊尔队登山得到了军方资助,而登山队中的军方人员还没有人登顶。
  16时53分,史ZhanChun发表其“最后意见”:
  “一、我以总队长的身份,接受日、尼两国总队长的委托。现在意见不统一,因此我受日、尼总队长的委托,宣布取消第二次突击的设想;
  二、在第一条的前提下,日、尼两队要进行第二次突击的话,我本人不反对,但中方不参加也不承担义务;
  三、不要使日、尼两队感到是我个人反对,我不反对,只是在三方意见未取得一致时,日、尼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作为总队长无权干涉。”
  听了这席昏话,每人没法不“糊涂”——到底谁在反对?实际上,5月5日当天,在总指挥部采访的两名中国记者(梁Yue、章XinXin)便听到史ZhanChun表示要取消在三国登山协议中已规定的第二、三次突击计划。
  史ZhanChun的心态阴暗,手段却十分露骨。
  “南侧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队要登是否要经过尼政府的同意?但北侧是中国的领土,日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是不行的!我命令:严格限制日本队在北侧的登山行动。日本队单方面决定行动是不友好的!”
  “尼方总队长已经把指挥权交我回国,日方的意见我已不要听了!我本人不赞成搞,闹翻天也不怕!”史ZhanChun终于忍不住跳将出来,承认是他反对了,他还对大本营的中方日、英翻译说:“要忠实地把我所行讲的话通通翻译过去。”
  “不要把登山的友好行动纳入政治范畴,如果这样做,你们是要负责任的!现在发生的问题不在中方,我们不能把少数人的利益放在三国人民的利益之上……”。真羞于为这段高论加一个字注解解。5月6日中午,三国北侧队长还在一起商谈第二次突击事宜。
  在大本营电台收听史ZhanChun演说的日本大冢博美教授、队长桥本清听到此处愤然而去,随后拿来一张卫星地面站传来的人民日报当日报纸说:“贵国最有权威的报纸上不是也写着要进行第二次突击吗?”
  中方大本营人员无言以对,势成骑虎,小喽罗们只有袖手旁观的份了。在大本营,中方副总队长许Jing发表了一点私下的意见:“搞不搞三方可以商量,但老史这样做太没道理。”
  史ZhanChun继续在电台发表演说:“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护送登顶队员安全下撤,不能出任何问题!”真是奇怪得很,他突然关心起队员的安危,不断强调这句话;稍有记性的人都不会忘记,几天前这位魄力无边的人还三番五次发出号召:“我现在要复古,这就是要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登山是要付出代价的。”
  5月4日他还向南坡中国队下过一个命令,要南坡的预备队员小齐Mi、边巴ZhaXi于五日同时突击顶峰,这时他俩的位置在7900多米的南坳营地,而且没氧气装备。
  “让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青年队员从这么远的地方突击,不是让他们送死吗?”南侧队长王ZhenHua暗中抗拒了这道“圣旨”。
  “这次登山本来打算死两个人的,而且都是汉族。”双跨成功后,史ZhanChun飞赴拉萨,在庆功会上他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对李ZhiXin掷出他赌博的筹码。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如果李ZhiXin失败,按他的逻辑,就会有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突击。
  1984年,中国队攀登南迦巴瓦峰失败,史ZhanChun公然说:“这是给我丢脸!”
  史ZhanChun不肯收回成命,矛盾激化了。
  尼泊尔南侧队长贡嗄在步话机里大骂:“史ZhanChun算老几?南侧是尼泊尔领土,我们要登,他管不着!”
  翻译营DaoShui在电台里说,他没敢将原话翻译过去,怕引起更大对抗。僵局中,没了主意的日本队长桥本清呼叫北京,要与日本总队长今西寿雄通话,然后决定是否执行命令。
  深夜12时30分,今西寿雄到电台与大本营通话,他上来便问日本第二突击队目前的高度,并要他们继续上。原来他根本不知道,也从没有授权史ZhanChun同意过什么取消计划一事。
  对话突然中断,大本营的人都莫名其妙。
  原来,在一旁的史ZhanChun见今西寿雄不予配合勃然大怒,夺过话筒吼道:“你出去!这是中国的领土。”今西寿雄走出电台,史ZhanChun又尾随而至,在另一间屋子里继续拍桌子、摔板凳……
  事后,史ZhanChun对两名目击全过程的记者说:“这事你们不会给我说出去吧?”
  深夜1时30分,奇妙的是才过了一小时,中国登协秘书长王FengTong很得意地与大本营通话说:“今西寿雄软了!”……
  “这有何奇怪,”一位知情者说:“中国山峰管理权在中国登协,平原3500米,高原5000米以上的山峰,没有登协许可,谁也别想登!史ZhanChun是登协大拿,闹僵了,今西寿雄的日本山岳会还想到中国登山吗?”
  5月7日上午,今西寿雄向珠峰南北两侧的日本队正式下达命令:撤营。尔后,电台工作人员向珠峰大本营通报:史ZhanChun拉着今西寿雄去“烤肉季”(北京一家风味餐馆)“统战”去也。
  “烤肉季”宴罢归来,春风满面的史ZhanChun突然发现在南坡的中国记者发来的稿件:日本南侧队与尼泊尔队联合,打出了“日尼友好登山队”的旗帜。他一面下令扣压记者的稿件,一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双跨珠峰圆满结束”。于是中国的报刊电台都出现了“圆满”的字样。
  与此同时,史ZhanChun让南侧中国队长汇报日、尼两队动态。
  5月8日,南侧日本队队长汤浅道男继续抗命,今西寿雄被推到前台唱起了主角,他声称如果不执行命令,就要开除汤浅道男的会籍。汤浅道男强硬反击:开除我,我就不是山岳会的人,山岳会也就无权干涉我的行动了!
  下午,王ZhenHua报告,尼泊尔总队长、国王附马库玛尔发来军用密电,内容是要尼泊尔队继续干,并指示尼队要邀请中日两队。
  电文表明,要阻止尼泊尔队已不可能,而南侧日本队也在“失控”之中。电文还说明,尼泊尔总队长库玛尔也从来没有向史ZhanChun授权表示过同意取消第二、三次突击。史ZhanChun敢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社会中玩弄这样拙劣的骗术,其本事可想而知。
  不过史ZhanChun真要阻止在尼泊尔境内的日本队行动,还必须借助今西寿雄的权力,这次今西寿雄倒也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对汤浅道谢男说:“要登可以,但是不得动用三国登山装备。”
  这一绝招终于堵死了南侧日本队的登山之路。但这也激起了汤浅道男的愤怒,他为此扬言:如果这样决定,他将剖腹自杀!
  此言一出,北侧大本营的日本队指挥人员乱作一团,他们在中方电台的帐篷里进进出出,在北京与珠峰南侧之间接力传话……万幸的是,汤浅道男最后回心转意,一场血腥事件得以避免。
  几番周折后,史ZhanChun有了教训,他又指示南侧的中方队长王ZhenHua密切关注日、尼两队的动向,看他们暗中是否有默契。
  王ZhenHua报告说:“不清楚,5月6日以后,日、尼两队根本不与中方接触了。”
  王ZhenHua就此还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我不认为日、尼两队是有意与中方对抗。总队长如再下强硬命令使人很反感,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阻止别人登顶。”
  三国联合登山至此解体。
  5月10日,南侧的中国队员怀着沉重的失落感特别珠峰。
  “平日,日、尼两队有事经常来找我们商量,但5月6日以后,见了面都不打招呼。我们离开那天,没有一个日、尼队员出来相送。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队员罗Shen如是说。
  “为了这次登山,我们准备了十个月。可是准备好了,却命令下撤,简直象做梦一般。回来后大家都安慰地对我说,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太难过……想起这些,我现在心果还很痛苦。”藏族优秀青年队员加Bu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专题  节目中叙述了自己心中的苦闷。
  就在中国队员告别珠峰的那一天,尼泊尔队单独突击顶峰,两名队员成功登顶,其中松德瑞是第五次登上珠峰。
  中国也有许多天赋优异而且吃苦耐劳守纪律的登山队员,然而,这些品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5月27日,在加德满都举行的三国双跨珠峰的庆功会上,尼方给三十八人授勋,其中尼方十九人,日方十二人,中方只有七人;最高荣誉获得者是松德瑞,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越珠峰的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位。
  史ZhanChun对此结果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但是他在与尼方交涉要求曾加名额时,不是为在前方出生入死的队员,而是为了一个从未进山的官员。只是他的这一要求没被满足,尼方倒也理由充足,他们说,他们不知“此人在本次登山中有何功绩?”
  “圆满成功”的双跨珠峰,在这点上看来是令史ZhanChun并不能满意的。但真令他不满的还在后面。
  珠峰归来,随队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李HePu、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YuQuan先后用内参和通讯的方式小小地披露了双跨珠活动中的黑幕。史ZhanChun闻讯大怒。
  7月27日,第二届泰山国际登山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被请来当顾问的史ZhanChun就在这个场合攻击新华社记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文章,他宣称:“历史是活着的、胜利的人写的!”“历史不惩罚胜利者!”
  这通与泰山登山活动不沾边话,让众人摸不着头脑,泰山才不过1584米,这与中国登协的权限“平原地区3500米”,差了近两千米。但他可以在这种新闻发布会上肆无忌惮地攻击新闻记者。史ZhanChun在会上发泄了一通意犹未尽,一出闹剧又拉开了帷幕。

八、谁是真正的山王?

  在叙述这出好戏这前,应先看看在尼泊尔上演的一出好戏。
  1988年5月26日晚,尼泊尔国王附马库玛尔举行家宴。
  席间,尼泊尔登协秘书长夏尔玛将一份英文新闻稿送给史ZhanChun,请他过目签字。
  翻译译到第四款:“这次双跨珠峰任务完成之外,有十四人登顶……”
  他突然打断问道:“翻错了吧?”
  “没错。”翻译说。
  史ZhanChun不信,又要另一名中方翻译再译,再译也依然如此。史ZhanChun遇到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他签字,就等于承认了5月10日登顶的两名尼泊尔队员也在双跨珠峰活动之内,与他5月7日宣布登山结束便自相矛盾。
  想了一会,史ZhanChun提出请今西寿雄先签,然后他再签。
  几分钟后,夏尔玛拿来今西寿雄签过的新闻稿,史ZhanChun突然又提出要修改第四款。在他的口授下改为:“此次登山,除了完成伟大的双跨任务外,中日尼三国(包括十日登顶的两名尼泊尔队员),多达十四人登顶。”
  如此修改虽有脱裤子放屁之嫌,却也遭到了库玛尔的反对。史ZhanChun在尼泊尔拗不过库玛尔,又叫翻译改为:“中、日、尼分别于5日登顶:尼方三人;中方四人;日方五人。十日登顶尼方两人。”
  库玛尔再度拒绝了史ZhanChun的改稿,索性亲自操刀改为:“1988年,尼、中、日三国双跨珠峰过程中,多达十四人登顶。”
  在这出文字游戏中,库玛尔曾恼火地说:“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取消第2、3次突击。”“中国有时不拿我们当朋友!”
  史ZhanChun改稿不成,便对专程到尼泊尔参加庆功会的李MengHua说:“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反正回国后我们按自己的口径宣传”。
  史ZhanChun就这样在新闻稿上签字画押,典当了他这位胜利者的意志。
  加德满都归来,6月3日,三国登山队在北京召开庆功会,这次史ZhanChun可以操纵新闻界了。
  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总理接见三国登顶队员时,史ZhanChun搬来一只方板凳,坐在通常是翻译的位置上正对着电视镜头,向..总理介绍双跨珠峰的伟大成就。
  在此有一个值得介绍的小小插曲,有一位记者当问史ZhanChun为何把次仁DuoJi的登顶时间“决定”为12时44分,他回答说:“以总队长的表为准。”
  接见、合影,然后是颁奖开始。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获得中国体育运动最高荣誉──荣誉奖章的登顶队员人数不是十二人,而是十四人。尼泊尔10日登顶的两名队员也在其中。
  登协一负责向记者散发新闻稿的女士说:“这个名单我是中午以后才见到的。”
  另一位在前方登山的指挥人员说:“他不知这个名单是如何评出来的,也没有任何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早知如此我们也不该撤。”因为服从命令而失去登顶机会的中方队员对此在台下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再看看这个授奖的清单的完整面目:
  荣誉奖章:获得者除了十四名登顶队员外还有——史ZhanChun、李MengHua、今西寿雄、库玛尔、樱内义雄、小林与三次……清一色的三国官员;
  一级奖章:获得者有三国南北两侧队长六人中的五人(汤浅道男被排除在外),日本总括队长斋藤生、日本电视队队长岩下莞尔、《读卖新闻》的编辑委员牛木素吉郎,还有中国登协秘书长王FengTong;
  二级奖章:获得者有三国南北攀登队长五人,以及在登山过程中负责后勤供应人员三人。
  在所有获奖人员中,没有一名为登山做出过贡献、却被剥夺了登顶权力的队员。
  庆功会结束,奖章发放完毕,中方队员全都被集中到怀柔水库(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的一个半岛上,他们将在这里总结此次登山的“经验和教训”。此时,一批中方官员则忙着准备和四名登顶队员去日本参加庆功会。队员在基地一住十余天,这期间他们的总队长史ZhanChun从来没有和他们照过面。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被利用完了也就完了。”大齐Mi和小加Cuo一边喝着闷酒一边说:“我们全都白干了。”
  他们的酒喝得太多了,食堂额定供应的不够,就自己跑到小县城去买。
  6月25日,参加双跨珠峰活动的所有北京人员到紫玉饭店为西藏队员饯行,史ZhanChun依然没有露面。酒席之间,王FengTong神色严肃而紧张地问:“中央台记者王YuQuan来了没有?”
  原来,王YuQuan采访藏族队员加Bu的专题节目已经播出,王FengTong找他就是为了理论理论这篇文章的是非的。
  究竟谁是真正的“山王”?
  这个问题7月27日,在泰山国际登山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终于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提出来了。史ZhanChun会上堂尔皇之地宣布:“我还要请客,还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所谓的事实真相。”
  史ZhanChun没有食言,第二天晚上,他就在前门饭店以回请泰山方面人员的名义,摆下了几桌酒席。
  但这酒不像是为来自泰山的客人们摆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新华社的一位副总编、体育报的一名副总编端然在座。
  果然,酒杯未举,真正要上演的好戏便开场了。
  中央台记者王YuQuan、那篇通讯的合作者梁Yue也被请到了。他们刚到,立即被史ZhanChun、王FengTong拉到一边:
  史ZhanChun面对王YuQuan:“你的稿件有问题。”
  王YuQuan:“请你指出来。”
  史ZhanChun:“你同不同意我取消第二、三次突击计划的决定?”
  王YuQuan:“我的稿件没有涉及我个人的看法,只是反映队员的意见,因此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倒要反问一下,既然你已取消了第二、三次突击,为何要在尼泊尔的新闻稿上签字?为何又给十日登顶的两名尼泊尔队员授勋?”
  史ZhanChun:“我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承认过;给尼泊尔队员发奖只是为了照顾小国。”
  这出戏进入边吃边演的境界后,一人悄悄对王YuQuan“暗示”,问他是否认识在座的一位陌生人,然后告诉他,“此人就是某某某的秘书。”
  “那又怎么样?”王YuQuan反唇相讥。
  不知是史ZhanChun年长大度,还是他觉得这出戏很难导演下去了,他又一次做出惊人之举:“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你还是我的队员,我要和你握手。”说到这,史ZhanChun真的去拉王YuQuan的手了。
  “天那!这太有意思了,那天他居然真的来拉我的手。” 王YuQuan事后说。
  也许应该说:“这太可悲了!”
  1988年中国采访双跨珠峰的记者,无一例外地是在中国登协“包吃、包行、包装备,”还加上“包人身保险”的“三包一保”的前提下成行的。如果没有这“三包一保”,可以肯定,当时没有一家新闻单位会派记者进入珠峰。
  难怪史ZhanChun可以这样自豪地对一位记者说:“你这次去珠峰还是我批准的呢!”
  在前门宴上,还有一位“该到”而没有到场的记者,此人便是在内参上参了史ZhanChun一本的新华社记者李HePu。史ZhanChun虽然派人去请了他,但他却不在,这倒也给史ZhanChun一个骂娘的机会:“李HePu这个兔崽子,我们过去关系不错,却在背后捅我一刀子。”
  也难怪史ZhanChun动怒,他包吃包喝,记者反过来却偏与他过不去。
  前门宴后,史ZhanChun没有兑现他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诺言。
  有一天,史ZhanChun见到了李HePu,他对李HePu说:“咱们的关系一直不错,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别提了。”
  史ZhanChun想必已把内参一事了结了。在前门宴上,包括新华社副总编在内的几位新闻界有头脸的人物,既然能够欣然赴宴,边吃边看史ZhanChun与一个新闻界的小卒子唱双簧而无所表示,“此事到此为止”想来也就是必然了。
  1988年永远地过去了,“第三女神”却依旧亘古不变地屹立在喜玛拉雅群峰之中。她依然在向每个登山者发问:“谁是真正的‘山王之王’?”她依然在以她乖戾的个性,拷问着每一个登山者,那照亮我们的希望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于北京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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